国子监与孔庙结合庙学

帝国理工学院是主管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也是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 是中华学术传统的传承地。 在国子监东侧建立孔庙，表达了国家对儒学的推崇和重视。 国子监与文庙“合为一庙学”。 一代代儒生在此学习、升华，​​将儒家思想与国家治理融为一体。 文化背景得以保留，思想得以弘扬。

寺庙规定

位于北京东城区安定门成贤街的国子监，始建于元、明、清时期。 国子监的发展起源可以追溯到周朝。 它在历朝历代得到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延续数千年的教育体系。 国子监在我国历史上对教育制度、文化建设、思想建设、道德建设等方面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影响。 “家有私塾，党（500户是党员）有学校，书（12500户是书）有序，国家有学校。” 国家的最高学府称为“大学”。 西周时期，皇家大学分为“五校”：东学称为东学（皇帝学习千歌语言的地方），西学称为古宗（皇帝学习礼仪的地方），北学称为书院。上香（皇帝学习书法的地方），南书院为承郡（皇帝学习享受的地方），中心为太学，又称“辟雍”（皇帝接受师父、举行功课的地方）。盛典）。 到汉武帝时期，中国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的封建教育体系已经建立。 “太学”成为国家最高学府的名称，在这里学习的太学学生成为国家官员的候选人。 经过几代的发展，学习内容逐渐增多，选拔招生也变得复杂。 北齐孝昭帝年间，建立国子庙。 这是国家权力设立的第一个专门管理教育的行政机构。 隋炀帝时期，科举制度建立，国子庙更名为国子监。 唐高宗李渊在国子监建周公庙、孔庙，“兴文化，崇儒学，常论先锋，爱生嗣子，时时祭祀”。 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在国子监内另辟孔庙。 历史上首次规定“各州县皆为孔庙”。 唐代太学辖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六殿。 许多外国学生在这里学习。 国子监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汇聚的平台，中华传统文化传播海外。 宋代，国家实行重文轻武的治国政策，国子监不断完善和发展。

北京国子监的设立始于元、明、清时期定都北京之后。 元太宗六年（1234年），在金枢密院旧址设立“玄圣寺”，为国子学堂。 元世祖二十四年（1287年）迁都北城，在城东设立国子学堂； 成宗大德 孔庙始建于大德六年（1302年）六月。 大德十年（1306年）正月，国子监正式动工。 同年8月，孔庙落成。 武宗元年（1308年），国子监工程竣工。 国子监与孔庙毗邻而建，庙学合一。 这是中国古代学堂的传统规制，也称庙学规制。

明代定都南京后，元代国子监改为北平府学。 明朝开国皇帝朱棣迁都北平后，将北平国子监改名为国子监。 永乐二十年（1422年）六月，元代国子监重修，继续使用。 元代旧崇文阁被拆除，重建为悬山顶上的单体建筑。 屋檐上的“仪伦堂”。 明代，北京的国子监称京城国子监，南京的国子监称“南鉴”或“南庸”。

清朝沿袭明制，从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整修、扩建国子监。 同年底，开始筹建八旗官学堂。 雍正六年（1728年），在同文阁设立俄罗斯馆。 乾隆二十四年（1783年）开始，耗费巨资三万多两，仿照周代古制，修建新辟雍。 辟雍是国子监的中心建筑，是中国科举制度的象征，也是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象征。 辟雍殿面积2300平方米。 大殿周围有一座圆形水池，四周有玉栏杆和四座石桥，形成了一个神圣的境界，称为“皮涌圈水”。 皮雍古制称为“天子学堂”，是皇帝讲学的地方。 自乾隆帝以来，每次新皇帝即位，都会在国子监辟雍殿讲学，以表明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 当时的国子监除今天的主体建筑外，还包括南学、射箭场、食堂、掌食堂、经堂、典书堂、皇家图书馆、仓库、退休室以及十几间的住宅。学术官员。 院落和数百间督导宿舍规模宏大，学术体系完整，颇有“大学城”的感觉。 帝国理工学院不仅是国家的最高学府，也是最高的教育管理机构。 具有培养和招收学者的作用。 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国子监作为中央政府的教育行政机构已有近1300年的历史。

人才任用

国子监具有培养和选拔国家官员的功能，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历来受到古代统治者的重视。 国子监是集监督和教育于一体的官署。 明代则由皇帝亲自直接管理。 清初隶礼部管理。 是礼部领导下的二级行政机构。 清顺治中期，国子监独立。 康熙二年再次划归礼部管理，八年后再次独立。 可见国子监的地位有所提高。 国子监最高负责人为尚书，兼主管监察，由皇帝特命的学士、侍郎、侍郎等高级官员兼任。 兼掌监察委员会、宰相、监察委员会事务，直接向皇帝负责。 主要负责重大决策、信访、报告等相关事宜。 曾担任监察官的名臣有刘墉、季昀等。国子监常任教育管理官员分为季酒、四爷、鉴丞、博士、学政、学儒等，季酒为级别最高的。为官，四爷协助祭酒管理国子监事务。 监丞主管国子监内部事务，负责执行规章制度； 博士学位负责各馆的教学事务； 学政、学路负责教学指导。

帝国理工学院对于招生有特定的要求。 元代，只有七品以上朝廷官员的后裔、贵族、蒙古姓后裔才能入读学堂。 普通人只有经过三品官员推荐，资质优秀才能进入大殿。 元二十四年（1287年），蒙汉弟子各占学生的一半，约120人。 大德八年（1304年），设特法，定岁进贡国子。 每三年，蒙古人、色目人、汉人推荐一人入狱学习。 后来改为每三年两人一次。 泰定元年（1324年），考生获准入狱读书。 明代，各省选拔的生源有四种，分别是举监、贡监、银监和常监。 据明代《选举年谱》记载，“人的升迁曰举俭，员生曰公俭，达官子弟曰银俭，财物的捐献曰禄俭​​”。 清代沿袭明制，学生也分为贡生和监生两类。 习功者有六种：随功、恩功、八功、复功、幽功、常功。 共同点是，他们都是学者。 督学生有四种：一是八旗官塾选送、皇帝特招的； 地、县学校选送的优秀督导学生； 北京市四级公务员、三级外国公务员、二级武官以上或者任职多年的部长、地、县代表。 上述官员的子弟或因公殉职的，可以选为尹建生； 常规建生是指没有资格捐献108两白银的人。 从各地选拔出来的贡生和督学生，也需要经过多次考试，被选拔出来，才能到督学学习。 首先，由国子监副领导先行考试。 这项考试称为“测试”，将分为一年级和二年级。 排名一、二品的，分配给国子监最高领导，兼管监事、大臣、满汉祭酒等事务。 有一种考试，叫做“考试”。 只有取得一等或二等成绩的人才可以在监狱里学习。 参加三次考试但未被录取的，将被遣送回家。 通过考试的人还要再通过一次考试，被分成不同的班级，并颁发“监管许可证”以表明自己的身份。 主管的执照就像学生证一样。 有了导师执照，就可以参加学术评估和科举考试。 为了培养人才，保证学生能够安心学习，朝廷负责国子监学生的衣食住行、学习用品，并提供学费。

国子监的学习是按照积分制晋升国子监的。 明朝时期，国子监按照教学内容和学习水平划分班级，与现代的年级类似。 “少年班”的导师们只知四书不识经，分在“正一”、“崇智”、“广业”三班学习。 学成后，文科、理科顺利升入“中级”，即“修”、“诚”两班。入堂学习后，通晓经史者，将升入“中班”。到了“高级班”，即“岁星”大厅。 每次升级都需要进行考核，考核分为“坐班”、“考试”和“积分”三种。 作为导师，学生一般坐班700天左右，定期考核学习情况，以成绩作为晋升的标准。 只有通过考试并坐班，才能晋升遂行堂。 进入苏星堂后，通过考试累积学分决定是否毕业。 明代国子监规定，狱生应在遂行堂学习一年。 这一年，他们要参加十二场考试，每场考试成绩都会分为三个等级：文理一等，一分； 理科和文学一般，文学和理科较弱。 奖励半分； 那些文盲和文盲的人被认为是低等的，不会得到任何分数。 一年内累积八分者视为及格。 朝廷会颁发资格证书，让狱生担任相应的官职。 那些不及格的人仍然会留在监狱里学习。 一些没有足够积分的贡品和监狱学生被关在监狱里学习长达十年。

元、明、清三代国子监的学习内容各有不同，但以孔孟之道为中心是一致的。 《元史》《选志》记载：“凡读书者，必先读《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书》、《礼记》、 《周礼》、《春秋》、《易经》。 “。博士和助教教授句子发音训练。” 明代除必修的“四书”外，还可专门选取五经之一，增补《圣旨》、《大名令》、刘向《说元》等内容。书法。 清代乾隆年间，将《十三经》刻石立于六殿，作为教材。 他还学习了二十一篇历史、八篇文章、政策理论等，并且必须每天练习书法。 《五朝圣旨碑》是五朝皇帝亲自颁布的“圣旨”，立于国子监作为学术规定。 为了管理监狱学生，树立良好的学习氛围，监狱内设有圣严堂，对学生进行格格、跪拜、开除、流放、重奴役等管理。

清朝初年，国家急需管理者，中低层官员严重短缺。 保送入国子监的贡生生，无需完成修业期限，即可参加朝试。 成绩优秀的，可以选任县令，成绩次优的，可以担任副都督、县令，成绩一般的，可以任命为副县长、县令、教官。 顺治十一年（1654年）以后，官职逐渐补满。 工生生和督导生必须完成学业。 毕业后，由人部、礼部联合考试，授予爵位。 国子监里的银剑学生，都是按照长辈的官职给与官职，享受特殊待遇。 国子监的科举政策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只有国子监贡监才能考进士，然后才能担任编修、编修、审校、庶吉士、六部尚书、内阁尚书、鸿胪寺行家、等最受人欢迎的官职。兼翰林院大理寺判官。 如果只是乡试，就会被授予较低的官职，无法进入国子监为官。 那些仅仅凭借国子监的身份通过考试而获得爵位的人，等待的时间就更长了。 所以，国子监的科举生还是积极参加科举考试的。

文化符号

虽然国子监作为国家机构已经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国子监内残留的建筑、碑刻、匾额乃至礼仪表演，却继续展示着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和神韵。

国子监的建筑体现了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 国子监的正门叫“集贤门”。 它是一座单体山顶建筑，既是“门”又是“屋”。 在传统建筑中，一般只用于重要建筑的南正门。 国子监是主管国民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 门两侧还有向外延伸的八字墙，以示“朝明”。 进入集贤门，迎面就是“太学门”，只有临邕皇帝讲学时才打开。 进入太学门，就意味着进入国子监二院，也就是国子监的教学区。 进入医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琉璃牌坊。 正面和背面分别为乾隆皇帝御书“寰桥交泽”和“学海解冠”。 琉璃牌坊后面是国子监的中心建筑辟雍。 辟雍殿位于整个国子监的中轴线和中心点，体现了皇帝讲学的至高地位。 大殿造型为重檐四角木结构建筑。 宫殿建筑本身呈等边正方形，宽16.96米。 屋顶为铜质，鎏金，辟雍殿四面环水。 辟雍殿是一座仿照周代的礼仪建筑，体现了“天子之学”。 儒家经典中经常描述“辟用”。 清代乾隆皇帝修建皮涌，不仅体现了皇权的巅峰，也体现了清朝对文化的重视。 明清之初，皇帝大多到文庙祭祖，到国子监监学。 乾隆时期，皇帝巡雍成为国家重大仪式，体现了国家对文化、教育、选拔人才的重视。 能力的关注。

北京国子监的石刻价值极高。 从史料价值来看，许多纪事石刻可以佐证经典，补充历史。 石刻儒家经典是书籍版本的来源，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乾隆石经》。 《乾隆御石经碑》是刻有十三经的儒家石经。 第七次大型刻刻儒石经。 这是我国唯一一套最完整的石刻十三经，共189章。 十三经中，《周易》（刘通碑）是占卜之书，蕴含深奥的哲理； 《尚书》（八通）是古代文献的汇编； 《诗经》（十三通）是一部关于西周初春秋中期的诗集； 《周礼》（十五回）主要记载了周朝的官制； 《仪礼》（十七回）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制； 《礼记》（二十八章）主要记载了周朝的官制； 它是战国、秦汉时期儒家礼学著作的汇编； 《春秋》的“三传”是左丘明的《左传》（六十通），公羊寿、胡无子的《公羊受》。 顾梁子所著的《列传》（十二通）和《谷梁传》（十一通）是对《春秋》进行解释和评论的著作； 《论语》（吴通）主要记载孔子的思想言论； 《孝经》《孝经》（一通）是一部阐述孝道的著作； 《孟子》（十通）主要记载孟子的思想和言论； 《孝经》是一部阐述孝道的著作； 《孟子》（十通）主要记载的是孟子的思想和言论； 《尔雅》是一部汉代经多方训诂材料补充和润色而成的训诂著作。 多用于解释上述经典作品。 碑体均为圆头方底座形，高3.05米，宽1.06米。 这十三部儒家文献从一门学者的理论提升到“经典”的地位，是儒学历史地位不断提高的结果。 这些石碑保存了中国的学术血统和文化传统，如今已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

除了十三经刻石外，“御碑”和“进士名碑”也极具价值。 清代御碑亭主要记载了清朝皇帝康熙、雍正、乾隆南北战争和统一中国的重要史实。 还收录了翰林院孔庙的修缮纪事、皇帝的《林庸》、祭孔诗等。 这些石碑已成为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 其中不少是帝王或名人的手书，书法价值极高。 大成门两侧排列着198块“进士题碑”，不完整地记录了元、明、清三代进士的姓名、出生地、年月和位次。 这些石碑对于研究我国教育史、科举史具有重要价值。 。

为了表达对孔子和儒学的重视，在国子监东边修建了孔庙，并在此举行祭祀仪式，形成了庙学合一的规矩。 孔庙悬挂的匾额体现了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崇拜，也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信仰和文化观念。 孔庙大成殿内悬挂着康熙至宣统九位皇帝的匾额。 顺序如下：康熙题“万世之师”，雍正题“圣明民未有”，乾隆题“接天地”，嘉庆题“圣集大成”，道光题“圣谢世中”。 ，咸丰题写“德其威”。 “子”，同治年号“申申天宗”，光绪年号“斯文在子”，宣统年号“中和卫御”。 另外，民国时期，黎元洪被封为“刀下大统”，袁世凯任大总统。 牌匾上刻有“总统令”。 纪念孔子的仪式由来已久。 从汉代开始，历朝历代不断制定特殊的祭祀仪式来纪念孔子。 北京孔庙每年在仲春和中秋初举行两次丁日祭祀，即所谓的“丁祭”。在祭祀孔子的前一天，会结“太姥三圣”等果品。孔子牌位前摆放着蔬菜。 参加者有皇帝、随行祭祀官员、侍从官员、礼官等。 整个过程分为迎神、初祭、雅。 有供、终供、除食、送神六步。 仪式的高潮是中间的“三献礼”。 主礼人献上爵位，献上帛，跪在大成殿前的孔子塑像前，跳起“六一”。 “舞蹈”。 按照规定，只有皇帝才能进入大成殿祭祀孔子，太子只能站在大成殿的平台上，大臣们只能在台阶下远距离祭拜。 仪式结束后，向参加者分发贡品。 以寻求孔子精神的庇护。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祭孔升格为“大祭”后，按照皇帝的典礼，以音乐、歌舞的形式使用“八一舞”。 歌颂孔子一生的功绩。 温舞者左手持枷，右手执羽毛，象征美德； 吴舞者手持剑，象征武德。 中国古代有“五礼”，即祭、甲、宾、君，祭孔属于“吉祥礼”，仪式既有“礼”又有“乐”。 其规格之高，说明祭孔仪式一直持续到1948年。

祭孔仪式与皇帝讲学常常同时举行。 皇帝亲临太学讲学的仪式始于汉明帝。 唐太宗以后，特设讲经榻，供皇帝讲学。 明代，宝座安置在国子监仪伦殿中央。 清明时期，顺、康、雍三朝，皇帝到孔庙祭祀孔子，到仪伦堂讲授儒家经典，称为“礼”。世学”。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在国子监宦官学堂内建“辟雍”。从此，皇帝在国子监的私人讲学均在辟雍举行，“巡学之礼” ”改为“临用礼”。“学学事典”改为“临用事典”。

通过祭祀世学，表明国家统治者重视儒家思想，渴望任用人才。 历代碑文所记载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典籍都可以追溯，供后人学习借鉴。 国子监、孔庙已成为文化符号，传播着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

(作者为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