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墓志铭的误传

民国十八年（1929年），即王国维沉没昆明湖两年后，清华研究院的同学在校园G字堂东侧为他立碑。 40岁的陈寅恪为此题写了《王观堂先生纪念碑碑记》。 该碑由林志军撰稿，马衡题印，梁思成设计。 最后的牌子是“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三日逝世两周年，国立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师生起立悼念”。 陈寅恪所写的碑文意义深远，流传已久。 文中的一句“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几乎成了王家喻户晓的职业生涯的定语。

然而，王国维的墓志铭并非此碑铭文； 后世读者常将其与碑文混淆，人们常引用陈诗作为王墓志铭，这是可笑的。 纪念碑是地面建筑，竖立在地面上，供子孙后代瞻仰和纪念； 墓志铭则与死者一起埋在地下，是死者生平的重要记录，隐藏在坟墓深处。 纪念碑上的铭文是一回事，墓志铭则是另一回事。 那么，王国维墓志铭到底内容是什么？ 这还得从它沉没昆明湖后留下的一个秘密褶皱说起。

原来，王国维去世后，除了内衣口袋里的遗书外，还给从紫禁城“迁”到天津租界的溥仪写了最后的悼念书。 几年后溥仪回忆说，当他看到奏折时，笔墨工整，确实是王国维的手迹。 但转念一想，一个垂死的人怎么能写出如此工整的奏章呢？ 后来他得知，王国维请罗振玉代他写了这份奏章。 属于“口述历史”类型的二手资料，可信度大打折扣。 另一位罗氏后人出面称，罗振玉命儿子罗福宝模仿王国维的字迹写了这篇奏章。 其可信度不仅降到了最低，甚至还被扣上“欺君睥睨上”的罪名。 。 不管罗后人的说法可信与否，都可以理解，之所以制作这样的奏折，可能纯粹是因为王与罗之间的交情，只是为了获得皇帝赐予的“谥号”。他已故的朋友。 罗振玉上交这份奏章后，特批谥号“忠武公”，并照常领取皇家俸禄。

杨中熙、袁立、文开斋、宋德裕撰写的《王国维墓志铭》就是在此时刻成的。 与陈寅恪等学者两年后为王国维立碑不同，墓志铭的作者都是王国维在溥仪宫任职时的同事。 其内容虽然也阐述了王氏的学术成就，但更侧重于他的人格。 学之本源——君臣之义。 这段墓志铭的内容对于研究以王国维为代表的晚清遗民的心态以及这一群体的学术兴趣的来源，无疑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墓志铭原石已无存，民间仅存拓片。

从一万多字的墓志铭来看，王国维的去世在前清老人们中是高度重视的。 无论从士大夫的道德情操来看，还是从士大夫的志向和情操来看，国王都以自己的死履行了君臣之义，完善了士人之德。 墓志铭称赞他“尽尽山海，志气不欺”，说明他生前没有辜负正直和忠诚； 称赞他的临死之举将是“书生无为，一雪为耻”，即尽其所能。 是时候扫除现代文人的功利主义，用国王的义行重新树立文人的道德榜样了。

墓志铭的撰写人杨中熙（1865-1940），祖籍满洲正黄旗。 乾隆年间改汉军正黄旗，居辽阳。 姓尼堪，原名钟庆。 1898年政变后，改为中熙。 光绪十一年（1885年）进士，十五年进士。 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 后历任国史馆副编审、徽电书院副编审。 历任襄阳、淮安、江宁太守。 1911年辛亥革命后，隐居上海。 他自视老人，潜心文史。 他著作颇多，尤其是《雪桥诗》四十卷。

（《北京晨报》4.12肖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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