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江川探寻青铜器中的古代云南传说

战国至西汉，滇围绕滇池、玉溪“三湖”兴起。 司马迁的三百字《史记·西南夷传》成为后人了解滇国为数不多的重要史料之一。 这个神秘古国的历史只在史书上留下了寥寥无几的痕迹，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1972年和1991年，江川区李家山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成为记录古滇国的“无字史书”。 它们展示了春秋末期至秦汉时期古滇国的青铜文化，以精湛的工艺和浓郁的民族风格享誉中外，勾勒出青铜时代的辉煌景象。属于云南。

如今，博物馆内陈列的青铜器已成为江川最具特色的标志。

领略青铜时代的辉煌

1972年1月至5月，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 共清理古墓葬27座，出土文物1300余件（套），其中牛湖青铜器典型的滇式器物有案、铜枕、铜葫芦、铜线盒、铜壳储物容器、铜鼓。

1991年底至1992年初，省、市、县联合组织工作队，对李家山进行抢救性发掘。 第二次发掘及随后的清理工作，出土了大量铸造技术精湛的铜鼓、贝器、俑、编钟等青铜器。 、金鞘、金项链、金带、兽形扣等器物熠熠生辉，极大地丰富了古云南文物的内涵，奠定了李家山墓地在古云南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李家山是一块风水宝地，远远望去，山峦勾勒出金元宝的形状。” 在当地生活了半辈子的黄贵德带领记者来到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枣街村。 俯瞰村后的李家山。 李家山背依多依山，面朝星云湖，安然沉睡了数千年。

江川李家山古墓出土了大量数量大、品位高的精美文物，其中牛虎铜案已成为古代青铜文化的重要标志。滇国乃至云南的民族文化。” 据江川区文物管理所张廷龙科长介绍，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器勾勒出云南青铜器时代的辉煌景象。

云南李家山青铜博物馆馆长李洪成认为，李家山出土的文物中青铜器数量多、范围广、种类齐全。 与其他地区相比，造型风格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 同时吸收了中国青铜时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铸造技术。 李家山青铜文化虽然出现较晚，但却是中国晚期青铜文化的集大成者。

欣赏具有云南特色的古代国宝

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牛湖铜案是云南青铜文化艺术的杰作。 24号墓出土，是1972年江川李家山墓群发掘时坑坑最大、随葬品最多的墓葬。

“牛湖铜案是云南青铜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举世闻名，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范海涛在其《牛湖铜案新解》一文中评论道。 正因如此，有“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的美誉。

参与第二次发掘、对李家山情有独钟的李洪海认为，写实性、叙事性是李家山青铜文化艺术最鲜明的风格和特点。 各种造型的带扣、金银玉饰等几乎所有古代云南青铜文化中常见的装饰品都有展示； 贝壳储藏容器的盖子上出现了大量反映战争、祭祀、杀牛、祭祀、纺织品等宏大场面的作品； 线雕、针雕、浅浮雕、高浮雕、圆雕、透雕以及镶嵌、鎏金、镀锡等艺术表现手法也几乎全部采用； 铜葫芦、铜磬的出现，象征着音乐、舞蹈艺术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高水平的发展……从李家山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出，古滇国的青铜艺术更加繁荣，达到了顶峰。

聆听青铜故事，感受江川古韵

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鼓贝壳器盖，生动地展现了滇国的“登记田”活动。 据江川区文物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吴勤介绍，贝类储藏器盖上的场景雕塑具有典型性、情节性、故事性。 贝壳储物容器盖上的外观反映了云南人民这个稻作民族的特殊历史发展进程。

尽管滇人没有系统、成熟的文字记录历史，但这些青铜器自然地肩负着“史书”的使命，以直观、生动的群像讲述着那段引人入胜的历史。

江川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显示，江川现有不可移动文物87处。 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李家山古墓群、江川文庙、甘塘清遗址3处；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个：一灶街金甲亭； 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处：卢子才墓地、海门解峪石、广坟头遗址、江城文行剑、九州大雄寺、曲焕章故居、白池古云开寺； 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处：李忠村遗址、泰山书院、云岩寺、江川一中龙王庙、江川烈士墓。

“江川根据文物分布情况和文物保护工作实际，逐步建立了区、乡（街道）、文保单位负责人三级文物保护制度。” 据江川区文物管理办公室主任张廷龙介绍，该区已初步形成文物保护体系。 以区文物局为中心，辐射全区的文物保护网络，文物保护工作逐步向全社会延伸。

“守卫李家山古墓是我生活的很大一部分，除了种田，我的日常生活就是守卫李家山。我从小就住在这里，感受到了它的独特。” 年近五十的宁跃东，不仅是山下温泉村的村民。 他还是李家山古墓守卫中队的守卫。 他清楚地记得自己走进李家山古墓，守护这片土地的日子。

十八年过去了，古滇文化的深厚底蕴已经烙印在他的血液里，也烙印在每一个江川人的血液里。

本报记者 李素荣